致敬军人 | 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塑长征精神
来源: 聚展网2023-08-02 14:50:10 277分类: 艺术资讯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的漫长而艰苦的光辉历程，也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长征的精神内涵包括顽强拼搏、坚定信念、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等方面。这些精神价值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还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壮丽篇章。
为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以艺术形式表现长征历史，是新时代美术家的责任所在。为赓续红色文脉，以艺术方式践行长征精神，提升长征题材雕塑作品的艺术品质，增加中国美术馆国家典藏，2021年，经中国美术馆研究决定为《长征组雕》创作项目立项，并遴选出全国优秀中青年雕塑家组建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创作团队，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担任《长征组雕》创作项目的主创。自立项以来，为增加《长征组雕》创作的历史性与深刻性，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创作采风团多次走进福建、贵州、四川等地区采风，不但获得了较多历史文献资料，而且使雕塑家们得到了长征精神的洗礼。《长征组雕》作为“塔高水长——弘扬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美术作品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公众立体而直观地展现长征的光辉历史、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创作团队重走长征路，在福建山区采风考察，为《长征组雕》创作搜集素材
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创作团队重走长征路，在四川采风考察，为《长征组雕》创作搜集素材
长征题材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雕塑创作不断重塑和深化的主题，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创作团队主要围绕长征基本路线进行创作。在《长征组雕》中，雕塑家们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塑造出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群众展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其中，既有大气磅礴的场景描绘，也有细腻感人的人物刻画，还有抒发情感的意象造型，旨在通过丰富的表现手段，深入挖掘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展现长征精神的历史力量和美学魅力，激发广大观众的爱国热情和文化自信。
中国美术馆《长征组雕》创作团队
创作成员：任艳明 陈健 耿延民 刘松 张哲宇 陈继龙 王远鹏
第一阶段小稿（多个主题的方案小稿）创作参与人员：马辉 马文甲 王树山 付磊磊 冯国豪 邓柯 任艳明 刘松 刘元捷 余晨星 李军 李迅 李鹤 李永康 武定宇 柳青 赵彦龙 郎钺 殷晓峰 袁超超 戚洪岩 彭汉钦 景育民 韩金峰 鲍海宁
创作助手：于文忠 山峰 王坤 王涛 丛平芝 付磊磊 刘晓朋 宋蘅沅 张广阳 张啸林 李继成 苍龙 树德力 袁超超 管桂发
文字统筹：邵晓峰 程阳阳 朱剑 尚荣 高勇 关家敏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红军准备从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万里长征由此开始。离别前夕，江西瑞金群众纷纷前来送别红军，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新婚燕尔的妻子，还有襁褓中的婴儿。人们一边送，一边唱，久久凝望着红军离去的方向，眼中充满不舍。
1934年11月，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军连破敌人3道封锁线到达湘江边，在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湘江两岸遭遇由总数25个师超3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阻击。一队队红军冒着敌人的弹雨渡江，浮桥炸断了，他们就抓住绳子、木板涉水，不断有人倒下，但战士们前赴后继，英勇前进。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战斗过后，村民们掩埋红军遗体用了3天，而更多遗体则沉入江底或被江水冲走。从此，当地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乌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河，自古有天险之称。1935年1月初，红一军团第二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四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同年1月3日拂晓，强渡开始，60艘竹筏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冲向对岸。当竹筏接近北岸时，毛振华等5人奋起接应，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敌军乱成一团。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缺红二师）、红九军团分别在茶山关和回龙场渡口强渡乌江成功，一举突破敌人的乌江防线，至6日，红军后卫部队全部渡过乌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贵州遵义召开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娄山关是大娄山脉主峰，人称黔北第一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1935年2月，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接到“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命令。他指挥将士们英勇冲杀，最终击溃了敌军，取得娄山关大捷。娄山关战斗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1935年5月3日，中央红军军委干部团接到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在金沙江边找到一条敌军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船，又在当地农民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一条破船。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渡到北岸，一举控制皎平渡两岸渡口。后来又找到5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而无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从5月3日至9日，红军主力靠这7只小船从容过江。两天后，敌人追兵才赶到南岸。
1935年5月，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以水代酒举行“彝海结盟”。当晚，刘伯承请小叶丹到红军宿营地大桥镇赴晚宴，任命他为支队长，并当场写下任命状，还向他讲解革命道理。小叶丹表示要铭记在心，之后还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此后彝族同胞护送红军历经七天七夜通过彝族聚居区，不仅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宝贵时间，也在彝族聚居区播下革命火种。
大渡河是岷江支流，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群山，地势险要。1935年5月15日，中央红军一路北上，顺利通过彝族区，准备强渡大渡河。刘伯承与红军先遣队政委聂荣臻率领红一团于同年5月24日到达大渡河边，占领南岸的安顺场，消灭了一股守敌。第二天， 17名勇士乘着木船，在激流上一边强渡，一边和对岸的敌军作战。在红一团其他部队在南岸的掩护下，他们终于渡过大渡河，占领了北岸，为红军主力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后，由于安顺场附近不便架桥，船只有限，全军部队几天内不可能在此渡过大渡河，而敌军追击已近。红军主力遂由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奔袭一昼夜，达240里，于同年5月29日凌晨6时到达泸定桥西岸。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22名突击队员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登着悬空的铁索桥向东岸冲去，胜利夺取泸定桥。接下来，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打开了北上的道路。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大渡河之后，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避开人烟稠密地区，走雪山一线，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同年6月12日，红四团开始翻越夹金山。高山缺氧，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积雪越深，队伍也越拉越长。有些人坐下休息后就再也起不来。有一位红军战士被冻僵而长眠在雪堆里，但是他的一只手高高举起。战友们掰开他的手，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党证与一块白洋的党费。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使本已滞水泥泞的沼泽，更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经过草地的。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须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若不慎陷入泥潭，无人相救，会愈陷愈深，乃至被灭顶吞没。
193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与直属部队组成的陕甘支队到达腊子口。蒋介石在此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出路。红一军二师四团向腊子口发动猛烈进攻。因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成功。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六连从正面夜袭，夺取木桥；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第一、第二连，悄悄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峭壁，摸到敌人后面。总攻开始后，两路人马相互配合，取得了胜利。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与直属部队组成的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胜利会师，随后又同十五军团红军胜利会师。同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开创了党中央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1936年9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兼程北上，企图在会宁一带切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道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冲破重重险阻，在甘肃会宁实现胜利大会师。自此，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画上句号，中国革命开启了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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